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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丨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

来源:文史博览 时间:2021-03-30 浏览:135
    唐炳源,湖南永州人,1951年出生。1969年入伍,1972年1月提干调入湖南省人民保卫组保卫队,同年10月调入省委警卫处(后改为湖南省委警卫局、武警湖南省警卫局、湖南省公安厅警卫局,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历任警卫处(局)内勤、秘书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02年转业至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后又调至公安厅政治部工作,2011年退休。

    唐炳源在湖南警卫部门工作30余年,履职期间阅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警卫工作的大量文献、档案、任务记录,并走访了警卫部门的许多老领导、老同志,整理积累了几十万字的资料,编写了《湖南警卫工作大事记》《湖南公安·警卫志》。本文是作者关于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湘的回忆——

    1974年10月13日凌晨5:02,毛泽东主席乘坐的专列由北而来,驶进长沙火车东站(老东站),站内灯火通明。参与这次任务的公安警卫人员、接待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铁路系统的固定作业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秩序井然地忙碌着。靠近铁轨边的站台上停着四辆红旗牌轿车,还有几辆为工作人员准备的上海牌轿车和拉行李的解放牌卡车停在较远处。

    不一会儿,毛主席由卫士扶着下了火车,坐进第二辆红旗轿车,紧接着,汽车开出长沙火车东站。这时路上的行人依然稀少,只有一些赶早班和晨练的人以及路上执勤的公安干警分布在街道上。

    车队从他们身旁驶过,虽然不同往常,然而谁都不知,就连执勤的公安干警也并不清楚是毛主席回到了长沙。这是自“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毛主席外出巡视工作时的一条严格制度和铁的纪律,即对毛主席的行踪绝对保密。故此,毛主席在湖南期间,但凡警卫、接待部门安排工作,不直接称呼“毛主席”,也不称“首长”,而以“客人”隐称。

    车队沿建湘中路经小吴门转入八一路,再从省委招待所前大门进入“九所”南门,毛主席就下榻在“九所”的6号楼。“九所”在解放前是长沙一大户陈姓人家的私地,因位于市区,地势较高,人们称之为陈家山。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委有9位书记,省委在这里建了9幢平房,拟安排每位书记住一幢,但是没有哪位书记住进去。陈家山遂更名“九所”,里面的九幢平房,分别标为1、2、3、4、5、6、7、8、9号楼。“九所”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九所”实行对外开放,在“九所”之后冠以“宾馆”二字,一直由省委直管。

    这次随同毛主席来湖南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团长张耀祠,秘书张玉凤,卫士长陈长江以及医生、护士等。此外,“8341”部队还来了一个警卫中队。

    毛主席和汪东兴乘坐的汽车是国产红旗保险轿车。在毛主席到达前,已先行用“安一12”运输机从武汉运抵长沙(此前毛主席曾在武汉小住了一段时间),司机老赵和老张同机到达,他俩是“8341”部队的团职干部。

    毛主席这次回湖南,由于年迈加之眼睛患有“老年性白内障”,主要是休息疗养。在湘113天。仅到了长沙橘子洲头视察和去省游泳馆游了5次泳。其余时间均在住所内活动。然而毛主席在“九所”6号楼这幢普通的平房里日理万机,除了操劳国家大事,还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视察橘子洲头

    1974年10月17日是毛主席到湖南的第5天。这一天凌晨,毛主席办公后(毛主席习惯晚上办公)对秘书张玉凤说:“去看看橘子洲头吧!”张玉凤马上向住在4号楼的汪东兴报告,汪立即从4号楼跑到6号楼。这时主席快要上车了,汪连忙拿起电话,告诉湖南省公安局(1975年恢复省公安厅称谓)局长高文礼立马布置警卫工作。当时,省委接待处、警卫处两家合一成立党委。省委副秘书长、省公安局局长高文礼任党委书记兼接待处处长。省公安局第一副局长唐瑞亭任党委副书记兼警卫处处长。接待处副处长有刘纪林、高绍英、肖根如。警卫处副处长有李鸿群、于涌海。这次任务由接待处、警卫处党委全权担负,直接对省委负责。省委书记张平化坐镇“九所”组织指挥。当时,我本人是警卫处秘书科一般干部。我的岗位任务是:协助本处余益民科长负责抓好警卫部队的执勤勤务。

    高文礼同志接到电话后,从床上爬起来,抓起衣服就到警卫值班室打电话,通知长沙市公安局赶快布置线路和现场警卫。电话打完,他急忙中穿衣服,把衣服穿反了,自己没有发觉。当他从5号楼跑出去,准备乘前卫车时,有位同志发现了,忙喊道:“高局长,你的衣服穿反了。”高文礼同志这才连忙把衣服穿正。

    毛主席乘坐着红旗轿车于早上7:35从住地出发,经八一路一小吴门一建湘路一五一路一湘江大桥到达橘子洲头。这一天天气很好,金秋的朝霞撒在橘子洲头,正是橘子成熟的季节,树上挂满了透红的蜜橘。再看湘江,船只在江中航行,偶而一声高吭的汽笛,打破了江面的寂静。遗憾的是毛主席没有下车观赏,司机有意放慢车速,沿着江岸的水泥马路,围着橘子洲头转圈,先从中间横插过去,再从江边走了几圈,毛主席撩开窗帘,从车内观赏这满园秋色和江岸胜景,脸上挂满笑容。

    这时,有几个在橘子洲小学上学的学生,看见了车窗里的毛主席。他们情不自禁地大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来哒!”这可急坏了正在现场担负警卫执勤的长沙市公安局警卫科科长刘曙明。他跑上去一顿吼:“你们小屁股,乱喊乱叫,还不赶快上学去!”他把孩子们轰走,主要担心群众闻讯赶来看毛主席,把毛主席围住就不好了。毛主席在橘子洲头察看了约30分钟,上午8:15返回。他老人家余興未了,在回家的路上仍撩开窗帘,观看湘江大桥、五一大道的街景,这时路上的行人已经很多。有些眼尖的群众发现了毛主席。此后,毛主席住在长沙的消息就传开了,保卫毛主席安全的任务更艰巨了。

    为湘剧《园丁之歌》平反

    毛主席住湘期间,还观看了湖南省花鼓剧团、湘剧团、京剧团演出的传统折子戏和一部分现代戏现场录像节目。演员们先集中起来,在外面招待所的大会议室里演出,这些演员都是老演员,“文革”前大都演过历史戏,演出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背景,只要用一般的道具表示意思就行了。会议室后面放一台电视转播车,演员们一边演出,电视车用闭路天线现场直播到“九所”6号楼,也只有6号楼的电视机才能收看,因为这些传统戏当时是禁演的,所以演出时也很神秘。

    演员们集中起来后,不准回家,不准往外打电话,也不准议论这里的情况。演出时专门有人值班守门,警卫处、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只有副处长以上的干部才能进入现场。演出的节目很多,诸如《将相和》《轅门斩子》《霸王别姬》《断桥》《拦马》《毛国金打铁》《刘海戏金蟾》,同时也有现代戏,如《三里湾》《园丁之歌》等。

    刚开始时,是每天晚上演出几场给毛主席看,后来汪东兴考虑到时间拖得太长,演员们很辛苦,就改为每天白天和晚上由花鼓戏、湘剧、京剧轮流演出,边演边录像,然后再放录像给毛主席看。一天,毛主席在看湘剧《园丁之歌》时,高兴地鼓起掌来,站在身后的服务员曾彩谋说:“主席,这部片子正在批判,您老人家还鼓掌呀?”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批判?我看蛮好”。

    《园丁之歌》是省湘剧团创作的,1973年拍摄成戏剧片,曾到北京汇报演出。该剧主要反映了两名教师教书育人的两种不同方法,着重表现中年女教师俞英(左大玢饰)帮助青年男教师方觉(何绍春饰)正确对待教育革命,克服方法简单、粗暴的毛病,从而正确地认识到教师的责任,正确启发教育落后学生,使其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但“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给《园丁之歌》定了三条罪状:一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三是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并运用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署名“梁效”发表文章说“老师不是园丁,只有党才是园丁”,继而在全国组织大批判。

    毛主席为《园丁之歌》鼓掌称好的情况很快传到江青的耳朵里,批判《园丁之歌》的气焰才一下子被湮灭了。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整顿。《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为《园丁之歌》正式平反,肯定它是一部好戏。

    先后5次到省游泳馆游泳

    毛主席回湘一个多月后,由于对环境、气候、水土适应,心情愉快,身体一直健好。这时候他老人家提出要游泳。张平化同志召集高文礼、唐瑞亭等同志商议,决定请主席在省游泳馆进行室内游比较适宜,经报告汪东兴、张耀祠同意后,对游泳馆做了一番准备。首先在游泳馆的西面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以便毛主席去游泳时,让红旗车开进去再下车,防止着凉感冒;其次把游泳池的水全部换掉,并且进行严格消毒;三是到省公安局和省体委抽调5名科级干部昼夜值班管理。1974年11月19日下午4:30、20日中午12:50、12月3日早上7:10、4日早上8:10、5日上午11:30各游一次,每次游30分钟左右,共游了5次。

    毛主席习惯晚上工作,游泳就安排在白天进行。为适应毛主席的活动规律,警卫处、接待处两家实行临时性军事化管理,集中住宿、集中开餐,有事闻风而动。一天上午,毛主席要去游泳馆游泳,说走就走。从“九所”到游泳馆有三四公里的路程,沿途需安排警卫。警卫处司机王延章这时正在理发室理发,刚理了一半就接到要出发的命令,情急之下赶忙从别人头上取下一顶帽子戴上,把脑袋遮掩起来,等主席游完泳返回住地后,王师傅再去理完那半边头发。

    毛主席深居简出,要想近距离看见他老人家谈何容易。警卫、接待人员有铁的纪律,执行三定“定岗、定位、定职责”,分在哪个岗位就在哪个岗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毛主席住湘三个多月时间,除少数几名警卫、接待人员能进6号楼外,其他人员则不能随便进出“九所”院子,更不用说6号楼了。同志们长时间坚守岗位,警卫处、接待处党委考虑同志们很辛苦,经请示汪东兴主任同意,拟在毛主席到游泳馆游泳时分批分次组织大家去看毛主席。但是不能大声说话,不能下到游泳池下面去,只能在看台上观看毛主席游泳,每个人只能看两三分钟,然后自动退出,再轮下一批人员去。每批10人,由一名同志负责领队,执行纪律。

    参与这次任务的警卫、接待人员日盼夜盼,终于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欣喜若狂,幸福之情难以言表。然而,接待处汽车队一名司机却挨了处分。按程序,他已经看了一次主席游泳,但觉得没看够,下一次他又参与队伍去看毛主席游泳。事后,领导给予他狠狠批评,令他做出深刻检查。他懊悔莫及,写出了一份认识深刻的检讨书。党委根据他的认识态度,从轻给予他党内警告处分,任务结束后该同志调离了接待处。

    我为毛主席游泳试水温

    毛主席一生酷爱游泳。据不完全统计,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仅回湖南视察时的游泳就达7次之多。这一次虽然已到81岁高龄,但他老人家“泳意”甚浓,在省游泳馆连续游了几次后觉得不过瘾,提出要到湘江河里去游。汪东兴考虑毛主席高龄,又进入了腊月天气,天寒水冷,担心毛主席受不住。湘江水不比游泳池,游泳池的水是人工控制在26.5℃-27℃。为了用具体事实说服毛主席不到湘江去游,汪东兴要湖南警卫处派人先到湘江河里去试水温,看能游不能游。

    12月3日上午,警卫处副处长李鸿群带上我到湘江去试水。这一天天气阴冷,刮着北风,李副处长带着我上了长沙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的“公安号”水上快艇,航行至第一师范到橘子洲头之间的江中心,我脱掉衣服只穿一条短裤衩,将事先准备的一瓶“德山大曲”酒拿出来,喝了两口,又用它把胸脯擦了擦,暖暖身子,然后跳下水,拿出从水电八局借来的仪器,先测试水的流速。湘江在冬季是枯水季节,水的流速并不快,每秒不到1米。再测水温,水下温度1米深处3.8℃;2米深处4℃;水下温度反而比水面温度高,水面温度只有1℃接近0℃。当时设想毛主席游泳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码头(当时叫湘江码头)下水,再到橘子洲头上岸,李副处长指挥我沿着这个路线测试。我横游过来,测试两次,情况差不多。等测试完毕,我爬上小艇,全身已冻得起了鸡皮疙瘩,李副处长赶忙把军棉大衣给我披上,那时的我20岁刚出头,身体能抵得住,但是平常没有冬泳的习惯,在水里待久了也是够难受的。主要还是心理因素起了作用,感到为毛主席游泳而试水,是一辈子都难遇到的事情,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再冷心里也是热乎乎的。

    回到家后,李副处长把测试数据如实报告汪东兴同志。水温确实太低,汪东兴同志很容易地说服了毛主席。

    愉快地度过了81岁生日

    12月26日主席生日当天,省委接待处大致是这样安排的:中午,在6号楼工作的服务人员以及主席身边的秘书、卫士长等为毛主席祝寿。老服务员郭国群同志深知毛主席喜爱梅花,特意从“九所”院子里采撷几枝梅花插在花瓶里,放在饭桌中央。厨师石荫祥为毛主席精心制作了几道菜:一碗粉蒸肉、一碗胖头鱼炖豆腐汤、一碟冬苋菜、一碟炸臭豆腐、一碟炒麻雀肉,另加生姜丝、大蒜米和豆豉辣椒,共四菜一汤加三个小碟。平时毛主席也是四菜一汤,即两个小菜,一个荤菜,一个半荤半素。他有时要厨师用油渣炒辣椒给他吃,但油渣不能炸得太干。生姜丝、大蒜米和豆豉辣椒基本上餐餐都要。

    桌上摆了一瓶白酒、生日蛋糕、寿桃,经过服务员、厨师的妙手点缀,虽不十分豪华,却颇有生日的气氛。毛主席上了餐桌,秘书张玉凤拿了那瓶白酒给毛主席斟酒,毛主席本不善喝酒,问张玉凤是什么酒,张说:“这是湖南的酒,用白沙井的水酿制的。”因为这种酒刚出产不久,没有贴商标,酒的质量当时在湖南算上乘。张玉凤接着又告诉毛主席:“这种酒还没公开出售,名称还没定。”毛主席说:“那就叫白沙液嘛!”说完,毛主席接过酒,自己先倒了一小杯,然后再给秘书、服.务员等人各倒了一杯。这时大家给毛主席祝寿,干了一杯酒。瓶子剩下的酒,毛主席要卫士长陈长江拿去给警卫战士们喝。

    晚餐,凡参与警卫接待任务的人员都吃了长寿面,为毛主席老人家祝寿。所谓的长寿面,一碗面只有几根,每根面长达数十厘米,可站在凳子上一直吊下来,连绵不断。这是湖南长沙的风俗。

    晚上8时,为毛主席生日燃放鞭炮和烟花。由于室外温度低,毛主席没有出室外,就坐在6号楼会客厅的窗户内观看。事前,接待处副处长肖根如为燃放烟花做了精心准备。他安排木工制作了燃放烟花的挂盘、托架等。。担负燃放任务的自然是“九所”院内的警卫人员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烟花的品种很多,有“大地开花”“满天星”“双龙戏珠”“仙女下凡”“冲天炮”“大圆盘”“小圆盘”等,数不胜数。十来个负责放烟花的小伙子和姑娘跳着、喊着、呼应着,尽量让烟花燃放紧凑一些。姑娘们看到精彩之处又是拍手又是跺脚、手舞足蹈,宛如过年一样。也许是烟花的精妙,也许是姑娘、小伙的欢快情绪感染了毛主席,只见他老人家脸上绽开笑容,整个面部在烟花的辉映下容光焕发,显得那樣亲切慈祥。

    1975年2月3日,毛主席突然决定要离开长沙去南昌,他原打算在长沙过完春节再走。服务员郭国群、曾彩谋同志问主席怎么要急着走,毛主席用韶山话说:“我在这里住长了,你们太吃亏(太辛苦)了。明年我再来过年。”

    上午8:08,毛主席离开“九所”6号楼,驱车去长沙火车东站,参与这次任务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代表到6号楼前列队,为毛主席送行。大家含着热泪向毛主席的座车招手致敬,毛主席也把手伸出车窗外频频向同志们示意。许多同志失声抽泣,眼泪簌簌直流。此时,余科长带着我已打开“九所”的南大门,我们和哨兵一起立正敬礼,望着毛主席的座车驶出“九所”大门,直到车队在视线里消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上午8:20专列发车,经株洲、醴陵去江西南昌。

    1974年10月13日至1975年2月3日,毛主席在湘住了113天,他老人家答应第二年回湘再住,终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这113天我们是紧张繁忙的,但也是无比欢乐幸福的,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也最是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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