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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秉才

来源:湖南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 时间:2021-07-29 浏览:27
    何秉才,湖南汝城县土桥乡永安村人。

    1944年12月13日,北风呼呼,寒气逼人。一位被汝城县县长奚泽从监狱里“请”出满身伤痕的“要犯”,说是要被看守奉命押送郴州,但刚走到县城外沙乡的鸡毛岭,他就被押送的特务暗杀了。这个“要犯”就是原中共汝城县委书记何秉才。

    何秉才,又名何求,1900年出生于一户贫困农家。八岁发蒙,十三岁进入汝城县云头书院(相当高小),毕业后在家务农。他会写一手好毛笔字,村里凡有婚丧喜庆,都要找他帮忙。他成了本地受人敬重的“小先生”。

    1926年,汝城农民运动兴起以后,何秉才被推选为村农会主席。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湘粤赣边坚持武装斗争,并参加1928年2月的湘南起义。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2月,红七军从广西转战来到汝城,这时,坚持地下斗争的何秉才加入了红七军。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左腿负伤,虽伤口感染化脓,仍拄着拐棍坚持随军征战。不久,他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于7月随红七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何秉才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迫害,被扣上“改组派”的帽子,开除党籍,调中央苏区教育部任秘书。但教育部长徐特立很看重他。徐老后来回忆说:“何秉才虽然蒙冤受屈,但革命思想不减,工作仍很积极,斗争勇气仍很高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何秉才被留在中央苏区办事处工作。1935年1月,他不幸在一次撤退中被捕,判了十五年徒刑,被关在南昌军人监狱。何秉才入狱后,与狱中的乔倍明(原红七军第八十七团政治委员)、曾如清(原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巡视员)取得联系,并由乔、曾二人介绍,他在狱中重新入党。他们以结拜“十兄弟”为掩护,秘密建立狱中党支部,由乔倍明任书记,曾如清任组织委员,他任宣传委员,并在狱中先后发展党员三十多人,领导“囚犯”同敌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他们创办了“面盆报”,由他任主编,把一些要说的话和重要消息,用简明扼要的文字写在面盆底上,利用“放风”的时间,在“囚犯”中进行传阅,指导行动,鼓舞斗志。如要求监狱当局改进“肮脏潮湿,臭气四溢”的监狱环境,要求不许克扣“囚粮”、“囚款”,改善囚犯待遇。他还通过“面盆报”,部署难友提出延长放风时间,改善囚犯伙食的口号,并为此展开全狱绝食斗争。当国民党司法部门派出“要员”到监狱调查此事时,他又挺身而出,向这位“要员”历数监狱虐待迫害“囚犯”的事实,迫使“要员”同意由监狱与“囚犯”各派代表进行谈判。经过他的力争,使监狱被迫同意“放风时间由一个钟头增加到两个钟头,荤菜由每月一次增加到每周一次”此后,监狱党支部部署的其他斗争,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他却成了监狱当局的重点监视对象,不但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而且给带上脚镣手铐,关进“黑牢”,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折磨,然而他从未向敌人屈服过。当年狱中党支部书记乔倍明回忆说:“何秉才同志在监狱三年多生活中,政治上是坚定的。对敌人斗争是勇敢的、顽强的”,“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了不起的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驻南昌新四军军部的营救,何秉才等终于获释出狱,结束了长达三年的铁窗生活。1938年2月,何秉才被中共中央东南局分配回湖南工作。5月,他被中共湘南特委派往汝城接任中共汝城临时区委书记。7月,又调任新成立的中共汝城县委书记。他在汝城工作期间,首先在进步青年组织的星光书店先后吸收朱琦、朱秋、何海伦、何湘泉等入党,成立书店党支部,使书店成为县委的工作机关和通讯联络阵地。其次,他以星光书店的名义,组织了星光读书会。通过读书、报告会等形式,团结和培养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为当地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并先后输送了向大柱(夏兰)、胡代炜、范坚才等革命青年赴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特别是读书会,还受到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所写《在湘工作十个月的工作报告》的表扬。再次,是创办并主编《星光半月刊》,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强和救日救亡运动。他还组织了汝城青年剧团,到西乡、南乡、土桥、濠头等地巡回演出,推动了汝城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8年夏,何秉才得知湘南特委派来汝城工作的曹秋英在马桥被捕的消息,为了粉碎国民党政府当局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他立即召开县委会议,决定以星光书店为铺保,将曹秋英营救出来。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还将县委机关从星光书店转移到上水东的“乃吾庐”。

    9月,何秉才被党组织指定为共产党在汝城的代表,他即以代表的合法身份,公开进行统战活动。同年冬,他指派共产党员何作崖、朱秋分别竞选汝城县启明和储能两校校长,然后对这两所学校进行改组,使之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基地。1939年2月,又在这两所学校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并通过工学团、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在假期开办毕业生补习班(即积极分子培训班),先后发展四五十名师生加入党团组织。同时开办一所免费的平民夜校,组织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政策。4月,他还派出共产党员朱书诚、朱秋等人首先在津江村筹办农民生产合作社,挂出津江农民合作社筹备处的牌子,拟订合作社章程,办公地点设在朱氏宗祠群芳圃。这一行动,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打击了土豪劣绅霸占侵吞公产公款的行径。5月,他还趁国民党县政当局在全县“选举”保长、甲长的时机,按照县委作出“所有共产党员应尽一切努力和可能,打进国民党各级行政机构”的决定,带领基层支部派出党员从事竞选保、甲长的活动,使北乡、东乡、西乡有相当数量的保甲被共产党员所掌握,因而能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抗征苛捐杂税的斗争。此外,他特别重视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员的培训工作。当湘南特委组织部长周礼到汝城举办党员训练班时,他亲自带领党员三十余人参加第一期训练,随后又安排了一批党员参加第二期训练。在发展组织方面,全县共建区委三个,直属支部五个,基层支部三十七个,党员发展到四百六十余人,为湘南特委所辖各县党员人数最多的县份之一。

    1939年6月“平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7月,国民党汝城县政府下令改组启明、储能两所学校,并将启明学校董事长何绍玉、校长何作崖和教师郭履畯三人拘留。何秉才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在启明成立抗暴委员会,组织学校师生和家长前往县府请愿,迫使县府释放何绍玉等三人。到8月间,汝城县府又以“未经政府备案”为借口,公然查封了星光书店,解散了星光读书会。他根据湘南特委的指示,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及时调离原活动地区,未暴露身份的也一律暂时停止活动。9月,他自己撤离汝城前往桂阳县任工委书记。他同共产党员李斐以开设合利粉厂为掩护,在桂阳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40年冬,何秉才母亲病逝,他从桂阳回汝城奔丧,不期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先后追捕三次,他均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1941年2月,他到广东省乐昌县城,经地下党员朱琦(曾任汝城县委书记)推荐,改名何求,在广东城口任楚南同乡会馆副馆长,并以做纸生意为名,在广东的长江、城口、始兴、仁化一带进行秘密活动。

    1944年10月,国民党省党部情报室特务刘美全与叛徒何子均阴谋策划,利用何子均与何秉才的姨表关系,写信谎称他的岳母病危,将他骗回汝城,逮捕入狱。汝城县长对他软硬兼施,但他始终不屈。两个月后,他就惨遭杀害,时年四十四岁。他牺牲后,他的亲属和当地群众将他的遗体秘密运回土桥,安葬在永安村西坡山麓。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重新修整了他的坟墓,墓碑镶着他的遗像。每逢清明时节,前往悼念的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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